“共同创作”与“集体创作”

周一渤

 

刚刚掀起虎年的门帘，一宗质疑中国摄影金像奖桑玉柱涉嫌“剽窃”的事件着实让各路媒体热闹了一番，其波澜至今未息。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桑玉柱更是以自己“高蹈”的姿态面对全国摄影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抛出了“共同创作”这一令摄影界面面相觑的“崭新的”“革命性”的“创新”摄影方式。对此，陈方撰文说：“我们似乎应多多少少感谢一下桑玉柱，是他，让公众看到“共同创作”正成为一门新显学。” 既然是一门“显学”，我们似乎更值得好好深入地研究一下。

“共同创作”与“集体创作” 

周一渤

 

刚刚掀起虎年的门帘，一宗质疑中国摄影金像奖桑玉柱涉嫌“剽窃”的事件着实让各路媒体热闹了一番，其波澜至今未息。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桑玉柱更是以自己“高蹈”的姿态面对全国摄影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抛出了“共同创作”这一令摄影界面面相觑的“崭新的”“革命性”的“创新”摄影方式。对此，陈方撰文说：“我们似乎应多多少少感谢一下桑玉柱，是他，让公众看到“共同创作”正成为一门新显学。” 既然是一门“显学”，我们似乎更值得好好深入地研究一下。

 

算仔细了，摄影术发明才170年整。从整个世界摄影史上看，除了中国一些报刊上经常会出现新闻图片署名两到三人的不伦不类的怪事外，似乎还没有发现过拍摄过程极其简单的“共同创作”摄影作品。几十年前的郎静山的集锦摄影也由于当时摄影器材的限制而只能双底或多底合成在暗室制作，但其原始底片却也是一次性完成的。如果郎静山老先生多在世几十年，现在相机里的多重曝光不知道要让老先生兴奋个什么样子。由此想来，摄影还真的可以“共同创作”，多重曝光给了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共同拍摄一幅摄影作品的条件和可能。比如，你拍一个月亮，我接着再拍进去一棵树等等，于是，这样的共同创作还真是行得通。尽管这得益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的合作创作，属于一种创作手段，可至今还是很少见到这样的作品诞生。由此看来，桑玉柱还真真就开启了让郎静山老先生感到生不逢时的“共同创作”的摄影新时代。可说来说去，这些都是在说具体的作品创作过程，似乎与桑玉柱的“共同创作”风马牛不相及。

 

桑玉柱的“共同创作”是这样的：去长白山创作，靠独立完成不可能，必须合作。因为大家都背摄影包上山，体力受不了，还危险。他们就拿一套相机，一个人拿三脚架，一个人拿相机，背吃喝，合作上去。拍完之后，底片共享。

 

听好了，他明明是在说“合作上去”，并不是“合作拍摄”！他的所谓“共同创作”其实就是“一块上山”而已。再傻的摄影师也知道，越是艰辛的地方越是要带上自己的相机，只有多加准备，才不会把自己拍摄的机会放掉！我于是再替桑玉柱想想“共同创作”的具体过程：一个人放好了三脚架，一个装上相机，另一个人选景构图并摁下快门！既是这样的共同创作似乎还是有点滑稽可笑。我们认可的拍摄创作过程也只能是从经过取景器选景开始到摁下快门结束的。反正我们没有见过具有两个或者三个取景器和象水管一样有着三通的快门的相机！至于什么尊重人家基层的摄影资源也好，桑玉柱指导别人拍摄也好，这样的拍摄活动在摄影圈子里是家常便饭。照桑玉柱的“潜规则”，象经常带队指导拍摄的朱恩光、王建军等等摄影家们，早已经“潜”了太多的“共同创作”作品。

 

其实，中国摄影史上还真有共同创作的佳作，那就是鲍昆、凌飞和李川合作拍摄的《国魂》。这张作品的拍摄过程天下的摄影师们早已经耳熟能详，其拍摄难度和艰辛、危险程度并不比桑玉柱所描述的差，但仅仅让所有的摄影人不明白的是，除了“合作上去”后，他们到底是怎么“共同创作”的！

 

实际上，“共同创作”也根本不是“集体创作”。

 

就像那段相声说的那样，桑玉柱不仅比不了今人，古人他更是比不了。在中国文艺史上，有着很多集体创作的先例。想当初，《诗经》共收集了305篇诗歌，尽管经过了后期整理，最后还是没有某个人的署名，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风格和诗体都达到统一。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倘若这个太师就是桑玉柱，那《诗经》岂不就是桑玉柱的了！

 

还想起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当时的延安，为了突击完成某种政治宣传任务，实现某种政治宣传目的，集体创作方式终于应用而生。1942年夏，八路军参谋长左权不幸遇难，延安文艺界“为纪念这一典型的模范革命将领”，特决定由塞克、李伯钊、王震之、肖三、荒煤、刘白羽、罗烽、丁玲等人，组成“集体创作委员会”，共同撰写关于纪念左权的剧本，并在写作之前已确定写作中心。 至1944年，延安文化界有关领导已把集体创作当作一种非常有效的写作方式来予以正式倡导了。几十年来我们妇孺皆知的盛行而红火一时的秧歌剧《白毛女》更是一部集体创作的独特文艺作品。其实桑玉柱更适合生长在那个时代，因为作为文艺部门领导的桑玉柱会有更多的“共同创作”和署名机会。

 

说起瑞金沙洲坝的“红井”，可谓是老少皆知。而大多数人了解“红井”，是从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开始的。3段、6句、100字，这篇课文语言平实、语句简洁，被称为“中国最经典的课文”，课文中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一直以来被广为传颂，成为饮水思源的生动诠释。然而，这篇课文一直没有署名。经过媒体采访，最终确认最经典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当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集体创作。 又可惜的是，桑玉柱也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真正的“共同创作”。

桑玉柱曾言“共同创作”是吉林摄影界的潜规则，这话遭到了吉林影友激烈反驳。媒体对“共同创作”紧追不舍也是为了挖掘真相。而在摄影界之外，“共同创作”也无处不在。无名后生论文挂上导师大名，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机会大增；下属成果附着一连串上司名头，专家鉴定就可大开绿灯。导师与上司们“笑纳”他人自愿送上的成果，正所谓我付出名气、权力与影响力，你付出智力、体力与创作力，共荣共生，各取所利。这便是如今不少“共同创作”的真相。象桑玉柱的逻辑发展，全国各省市摄影家协会都会抛开为会员们服务的宗旨，成为“潜规则”的“共同创作”基地！中国摄影家协会纵然有天大的“胆略”，也不敢不回应桑玉柱：“所谓合用一台机器拍摄、多人在一人的指导下拍摄，然后大家随机分片子，都不能认为是“共同创作”。更何况，“共同创作”与“集体创作”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是两回事！

 

为了中国摄影的崭新气象，决不能让桑玉柱“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如果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灿烂星空，桑玉柱就是我们摄影界名副其实的“金像门”里的“桑门星”,更是中国摄影事业的“丧门星”。他其实就是用“共同创作”这把“花枪”，忽悠了我们所有摄影人，忽悠了中国摄影家协会，更忽悠了他自己。

 

（全文2523字）